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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679-1685年

    和平像一份昂贵餐厅的账单——精美装帧，字迹优雅，但当你看到总金额时，胃会微微抽搐。

    小威廉坐在航运公司的办公室里，面前摊开着三份文件，像三张来自不同医生的诊断书，都说你病得不轻但开的药方互相矛盾。

    第一份是海军部的结算单。战争期间，公司改装了十二艘商船用于运输兵员和补给，现在海军部要支付尾款——但用的是“延期国债凭证”，十年期，年息百分之四。

    “比没有强，”会计小心翼翼地说，“但如果我们现在需要现金周转……”

    “那就打折卖给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，”小威廉头也不抬，“他们会出面值的百分之八十。我们损失百分之二十，但拿到现钱。计算一下哪个更划算。”

    第二份是保险公司的索赔文件。战争期间损失了四艘船，保险公司起初以“战争行为，免赔条款”拒绝赔付。打了两年官司后，终于同意支付百分之六十——“出于善意，并非承认责任”。

    第三份最厚，是各省税务局的联合通知。为了偿还战争债务，七省议会决定征收“重建特别税”，按1670年（战前）的资产估值计算。范德维尔德家族的航运公司、信托基金投资、甚至扬叔叔画室的“商业收入”都被列入税基。

    “他们在向幽灵征税，”小威廉对来海牙探望的玛丽亚说，“战前估值的资产，现在有的缩水一半，有的根本不存在了——比如我们在乌得勒支的仓库，被法国人烧了，但税务局说‘资产灭失不影响纳税义务’。”

    玛丽亚刚从莱顿大学回来，带着新鲜出炉的数据和同样新鲜的挫败感。三十岁的她，现在是植物学系的讲师，但研究经费像沙漠里的水一样稀缺。

    “大学董事会说，战争结束了，农业研究‘不再具有紧迫性’，”她苦笑，“他们想把资金转去建新的法学院大楼——因为‘荷兰需要更多律师来处理战后纠纷’。”

    “律师，”小威廉哼了一声，“他们不创造财富，只分配财富——而且总是把最大份分给自己。”

    但抱怨归抱怨，账单总要付。小威廉开始了新一轮的计算：如何重组债务，如何调整航线，如何应对战后的新现实。

    现实之一是：英国商船重新出现在北海，带着更低的运费（英国水手工资更低）和更新的船只（战后建造）。现实之二是：法国虽然签订了和约，但关税壁垒高得像阿尔卑斯山。现实之三是：VOC的香料垄断开始出现裂缝——英国东印度公司、法国东印度公司、甚至丹麦和瑞典的小公司都在亚洲抢夺份额。

    “我们就像马拉松选手，”小威廉在家族会议上说，“跑了八十年，终于领先了，但发现其他选手开始抄近路，而且裁判（指国际市场规则）在偏袒他们。”

    扬叔叔的画室搬到了阿姆斯特丹约旦区一栋更大的房子。战争期间，他的《灾难年》系列版画销量惊人，战后，人们开始购买更“宁静”的作品——仿佛要用美丽的画面掩盖痛苦的记忆。

    但扬在画一幅新的大型油画，暂定名《和平的代价》。画面分为三部分：左边是战场，中间是谈判桌，右边是普通人的生活场景。他试图捕捉那种奇特的脱节：政治家在谈论“荣誉”和“利益”，士兵在埋葬战友，而市民在排队购买涨价的面包。

    “太阴暗了，”画商劝他，“人们现在想看到希望，看到荷兰的复兴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让他们去教堂看彩色玻璃窗，”扬回答，“我的工作是记录，不是安慰。”

    不过他也接了一些商业委托。最有趣的一份来自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——他们想要一幅描绘交易大厅的画，“展现荷兰商业的活力与繁荣”。

    扬去了交易所。场景确实充满活力：几百个男人（全是男人）在挥舞手臂、喊叫、做手势、在石柱上刻下交易记录。但仔细观察，他发现了一些变化。

    战前，交易主要是实物商品：VOC股票、国债、郁金香期货（1637年泡沫后有所恢复但更谨慎）。现在，出现了更复杂的东西：保险合约的期权、汇率互换协议、甚至“未来航运风险的证券化产品”。

    “这是什么？”扬问一个年轻的经纪人。

    “哦，这是创新！”年轻人兴奋地解释，“比如说，您有一船鲱鱼要从阿姆斯特丹运到里斯本。您担心风暴或海盗风险。以前您会买保险，现在您可以买一份‘风险证券’——如果船安全抵达，您支付一小笔钱；如果船损失了，您得到赔偿。但关键在于，这份证券本身可以交易！我可以把它卖给第三个人，他再卖给第四个人……”

    “所以最终，可能离那船鲱鱼有十层转手关系？”

    “正是！效率更高了！”

    扬困惑但着迷。他想起父亲老威廉的故事：为三条自家吃的鲱鱼被征税。现在，一船鲱鱼可以衍生出十层金融合约，每层都有人赚钱，除了……实际捕鱼和运鱼的人？

    他把这些场景画进了交易所壁画。在热闹的交易人群上方，他画了一个小小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细节：一桶鲱鱼，被无数条线连接着，像木偶被操控。

    评审委员会看画时，有人皱眉：“这个鱼桶……有必要吗？”

    “象征基础贸易，”扬微笑，“毕竟，没有鲱鱼，就没有这一切，对吧？”

    委员会成员们交换眼神，最终点头。也许他们没完全理解，或者假装没理解。

    在地中海，扬二世正在经历另一种和平。

    他所在的“阿姆斯特丹号”负责护送商船队穿越直布罗陀海峡，保护他们免受北非巴巴里海盗的袭击。任务相对轻松——如果忽略地中海的突发风暴和海盗神出鬼没的威胁。

    但扬二世的心思不在军事上。他完成了《东印度观察笔记》的初稿，三百页手写稿，详细记录了VOC在亚洲的行为：强迫种植、垄断暴力、奴隶贸易、文化破坏。书稿的最后一章题为“帝国的良心与商业的悖论”。

    问题是怎么出版。他先寄给了阿姆斯特丹的几家出版商。回信礼貌但坚定：

    “范德维尔德先生，您的作品学术价值很高，但当前政治环境下，批评VOC可能被视为……不爱国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钦佩您的勇气，但必须考虑商业风险。VOC是许多重要客户。”

    “也许您可以修改某些章节，加入更多‘平衡视角’？”

    扬二世把回信拿给舰长看。老舰长捋着胡子读完，叹了口气：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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